杠杆炒股如何理财虱子、蚊子、萤火虫：用微观生活史重建有根的文化生活

光是预告片，就已经将观众的期待值拉满，正式播出之后，收视率更是直线飙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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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宏超家附近的小公园里有个角落。7年前的一个夏夜，他发现那里有些许星星点点，走近一看，几只萤火虫在上下飞舞。他从初中就离家住校，后来远赴上海求学、工作、成家，没想到再次见到儿时乡间田野里随处都是的“玩伴”，倏忽已近三十年。

萤火虫继续扑闪着黄绿色微光，王宏超的乡愁却被点燃。此后，一看到与萤火虫相关的诗歌、小说、历史记载等，他都记录下来，然后写成一篇文章，谈古人生活世界中的萤火虫。

沿着萤火虫，王宏超又写了夏季令人厌恶的蚊子。再加上之前写过虱蚤与搔痒的文章，他发现这几种“微虫”在古代记载中最为常见，背后关联的文化、思想、观念也极其丰富，于是将几篇文章汇集成新书《人间小虫》。

这也是继《古人的生活世界》之后，王宏超对古代生活史的继续探索。如今已是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的王宏超，主要研究美学与艺术理论、中国美术史，这几年他转变研究重心和思路，从微观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的审美文化，“当我们的目光投射到一个细微的人、事、物之上时，就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。”

《萤火虫》，《儿童画报》1933年第17期

《古人的生活世界》呈现了古代生活的多重维度，涉及时间、空间、衣食住行、情感、娱乐等。到了《人间小虫》，王宏超关注的点更小更具体，只写了虱子、跳蚤、蚊子、萤火虫四种小昆虫，但进一步走向历史的深处，围绕它们挖掘出古人对传统文化、宗教、文学、艺术等方面的理解，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历史细节。

比如电视剧《甄嬛传》中失宠的芳贵人吃虱子的情节并非虚构，最早在曹植的《贪恶鸟论》中就有“得蚤者莫不靡之齿牙”的说法。当然，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吃虱子场景是《阿Q正传》中，阿Q和王胡大模大样地比赛捉虱子、吃虱子。

不过，与中国人认为啮虱是下等鄙俗之人才有的行为不同，中世纪英国人认为虱子有药用价值，是治黄疸病的特效药。澳大利亚土著在招待朋友时，彼此会捉对方头上的虱子来吃，旁边还配着茶水，整个行为和中国人嗑瓜子一样。“这就是观念的反差，从中可以看到时代、文化差异，还有文化多样性。在小虫身上，人类可以反观自身。”

第一财经：为什么你认为人类可以通过小虫反观自身？

王宏超：人在世界上，其实是在关系中存在。昆虫看似微不足道，最容易被忽视，但它们和人类的关联性很强，是反思人和物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。不过，人类观察它们的视角在变化。现代人对虱子有厌恶感，是经历了卫生现代化转型，有条件摆脱它们，把它们看成外在之物或者说将其对立化，归为害虫，认为它们的存在是对人类生存空间的侵犯。古人摆脱不了虱子，会接受它们，考虑如何和它们共存。坦然处之后，更极端化的情况是还把它们雅致化，比如扪虱而谈，被认为是魏晋风度的重要表现之一，是雅士行为。

人类现在还没法摆脱蚊子，和虱子一样，蚊子存在的时间远远超过人类，也对人类历史产生过影响，戴蒙德的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：人类社会的命运》，有个版本的封面上就用一只蚊子来代表病菌。又比如萤火虫，在古代是诗意化的重要象征，但是城市不断发展和扩张，越来越挤占萤火虫的生存环境，它们在城市中一直退却，生存环境不断被边缘化，通过观察萤火虫现在的处境，可以思考城市化带来的很多问题。

所以我把书名定为《人间小虫》，意思是它们在人间生活，它们的存在可以引起很多思考，也是看待人类历史、文化的维度之一。尤其是虱子，现代人觉得恶心，但我搜集到它们的资料，是几种昆虫里最多的，说明人类在它身上可以阐发的空间特别大，比如吃虱子这样的行为现代人无法理解，但在古代确实存在。这就是观念的反差，不能用现代人的观念去看古人。

欧洲中世纪捉虱子漫画

第一财经：学术上有所谓“一流题目”“二流题目”，研究虱子、蚊子等小虫，会不会被认为关注点太小，被质疑研究意义何在？

王宏超：传统的史学家，比如近代史学创立者利奥波德·冯·兰克非常强调政治史、革命史、大的国别史叙事，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治史传统，每代都有大型史书出现。从学术角度来说，宏观史的书写当然有必要性，但也会遮蔽很多问题。比如历史记载中都是标志性的事件，英雄、精英人物，文学史中写的也都是经典作品。被遮蔽的普通人、日常生活，我觉得也有探讨的必要性。所以西方后来出现新文化史、生活史以及微观史，关注的角度变小，这些研究是对宏大叙述的补充，有时候也会颠覆传统历史书写的结论。

我把学术研究大致分为四类，大题大做、大题小做、小题小做、小题大做。“小题小做”在学界经常被批评为研究碎片化，觉得题目太小了，没有太大的发散性意义。从我个人的兴趣来说，比较喜欢“小题大做”，找到一个小的切入点，比如说小虫问题，借此探讨人和物的关系，以及背后文化、观念等变迁。题目虽然小，但是丰富了我们对“小”的理解，同时又对应了“大”的视野，研究过程中，很多文本资料可以不断往外延伸，有无数枝杈可以扩展。

所谓研究有没有意义、有没有价值，不在于问题大小。最关键的是，这是不是一个真问题？如果能让人增加对这个问题的新理解，再小的题目都是有价值的。对于学术界批评的碎片化研究，我也有些不同的观点。只要这些研究做得扎实，就不是无意义的，而是研究还不够多。大量碎片化研究积累起来后，就能慢慢支撑起对宏观问题的新探讨，否则停留在“大”的角度重复研究，才是对研究推进没有意义。

《奶酪与蛆虫》是西方微观史中的名作，史景迁的《王氏之死》也很有名，但我最喜欢的是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·泽蒙·戴维斯的《马丁·盖尔归来》，她利用档案，也有很多想象，全书写得就像小说，但是你会信服。这本书在观点之外给人思路上的开阔，让你看历史档案和资料的时候，或者是重新去理解世界的时候，都有新的启发。

第一财经：刚才你说到对意义的理解，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里比较看重意义，于是潜意识里觉得所谓意义就要宏大才行？

王宏超：对。另外中国人会强调国家、社会现实的意义和价值，从小接受的教育和训练都很关注宏观。但是在中国文学史、中国美学史研究上，其实很多宏观问题不仅现在还没有根本性推进，前辈学者的成绩也没有被大幅超越，比如关于中国美学史，写得最好的还是李泽厚，虽然很粗疏。所以我觉得需要大量的小研究，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淀，形成新的研究范式，这是更有意义的。

第一财经：说到资料丰富，《人间小虫》里的材料让人大开眼界，你是怎样找到那些古今中外的小虫素材的？

王宏超：靠长期积累。我最早关注古人生活的细节是麻姑搔痒，当时是2003年，还在读研，印象最深的是蔡元培的一首诗里提到麻姑搔痒，后来在陈寅恪、胡适的诗里也出现这个典故，觉得很有意思。麻姑是道教中的一个女神，指甲很细长，男性身上痒了，想到用麻姑的指甲挠痒，我觉得里面有很微妙的情感。

后来我开始收集一些古人生活的资料，在写《古人的生活世界》时，就写到挠痒。以前很多人觉得搔痒只是解决痒的问题，其实里面有人和身体的关系。痒和虱子相关，我又积累虱子的材料，就这样一个点、一个点地积累。现在我电脑里有很多题目，有些资料积累得丰富了，就能写成小文章，有些还不够丰富，还有些可能永远也写不出来了。

题目积累过程中有些理解后，我会有意搜集些资料。比如很多写昆虫的诗歌，里面提到古人的笔记小说，或者昆虫与医学史相关，我都会有意看相关领域研究。举个例子，以前我也看过日本的俳句，但没太留意。等到我关注萤火虫后再去翻，发现有非常多关于萤火虫的内容，同时也有很多虱子、蚊子的内容，因为俳句强调人和自然世界的和谐。后来，我把国内出版的所有俳句都看了。《人间小虫》的萤火虫文章写完后，还有一两万字资料没用。

我想强调的一点是，现在有检索电子系统辅助，学者找资料会更方便，但最核心的还是靠个人的长期阅读和积累。我看书非常杂乱，去年疫情期间在家不能出去，至少看了100多本书。可以说现在随便翻翻《人间小虫》，我都会想起哪段资料是在哪本书看的，看到后那种欣喜的感觉。

第一财经：随着城镇化大力推进，古人的很多生活场景离我们越来越远，年轻点的人可能都没见过虱子、跳蚤了，这种情况下，你觉得我们能跟古代生活建立联系吗？

王宏超：我们和古人的割裂是必然的，除了时间和物质环境的影响，还有就是对古人究竟了解多少。前面我也说了，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和接受的知识是比较宏观的，学历史都是记大事件，缺乏微观视角。当然我不是说古人日常生活就好，要恢复那个状态，但我们是从这样一个历史中走过来的，我们的生活、所思所想、各方面其实和古人有潜在连接，只是很多人意识不到。现在通过学术研究，揭示古人生活中的一些真实方面，让大家看到鲜活的历史，可以更好理解古代世界。了解了古人的文化语境后，对古人生活也会有种共情。

就像我正在写的一篇文章，讲古人的近视。现代人有眼镜，可以解决近视问题，古代没有，近视后就很痛苦。古人认为衰老体现在三个方面，一是有严重的近视或者老花，二是40岁之后牙齿就掉了，三是脱发或者白发。头发问题还好，戴头巾或者帽子可以遮掩，近视和牙齿没办法掩饰，官员要是有这种情况，皇帝会重用吗？而且近视后要不要戴眼镜，背后也有很多观念问题。所以我就希望通过一本本书，建立现代人对古人的理解，尤其是选那些挺有冲击性、和现在反差很大的点，来提醒大家和古人之间的关系。

如今人类处在一种无根基的快节奏生活状态中，原子化个人、重物质和感官的享受、电子空间与抽象交往，主导了现代生活状态。当我们回想历史，总会从政治、战争、制度、经典等角度进入，而在生活层面，感受不到自身与历史之间的连续性，处在与历史的断裂状态。我的生活史研究，是希望重建有根的文化生活，在今人与古人之间，建立起情感与意义的关联。

《人间小虫：虱子、蚊子与萤火虫》

王宏超著

中华书局 2023年8月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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