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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,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大动荡时期,充斥着战争、饥荒,同时也是非常罕见的疫病高发期,362年间,有历史记载的大规模瘟疫就暴发过76次,平均不到5年疫情就会席卷而来。
历史学者袁灿兴的新书《疫病年代:东汉至魏晋时期的瘟疫、战争与社会》,聚焦这几百年的“病态社会”,关注疫病对战争走向、政权鼎革,乃至时代的影响。
抗战后军队才重视防疫
袁灿兴最早关注疫病对社会的影响,始于博士期间。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抗战时期,中国红十字会如何在各战区进行战地医护工作,尤其是1941年11月,日军在常德等地发动鼠疫细菌战后,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如何进行鼠疫管控。
在此过程中,袁灿兴回溯中国历代对瘟疫的防控。东汉末年到魏晋是瘟疫暴发最密集的时期,遗憾的是,史书中的记载并不详细,最常见的就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,“天下疫”“大疫起”。近年来,结合不断出土的考古文献和实物,才知道当时出现过的传染病有伤寒、肠澼、疟疾、霍乱、麻风病、肺结核、疥疮、天花、黄疸病,等等。南阳出土过大批汉代儿童瓦棺葬,显示出疫病暴发后惨烈的死亡情况。
当时各种政治势力分裂割据,战争不断。死神一波波冲击之下,对整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?史书上的空白,激发了袁灿兴的兴趣。他尤其注意到,来无影去无踪的瘟疫,其实也是战争走向的决定因素之一。
著名的赤壁之战中,曹操率领大军由江陵出发,沿江而下。“现在很多人都受《三国演义》影响,只想到‘羽扇纶巾,谈笑间,樯橹灰飞烟灭’,看到谋略的作用。”袁灿兴说,《三国志》中有明确记载,“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,初一交战,公军败退,引次江北”。赤壁之战是决定三国鼎立的重要战役,一开始就出现的疫病,就像“一战”中出现的大流感一样,值得关注。
以往有个影响颇大的学术观点是,赤壁之战中曹军感染的是血吸虫。实际上,曹军到达长江南岸是12月,并不是血吸虫病的高发时期,军士感染血吸虫的概率很低。冬季的长江边寒风凛冽,潮湿刺骨,正是伤寒之类疾病的高发期。再加上北方士兵千里迢迢来到南方后,水土不服,后勤供给也不固定,营养失衡,最后导致战斗力大幅下降。特别是曹军中精通水战的部队来自刘表的降军,战斗意志本身就比较薄弱,疫病之下,更是无心恋战。《三国志》中还记载,赤壁之战结束后,曹操给孙权写信,说“赤壁之役,值有疾病,孤烧船自退”,可见瘟疫对曹军影响很大,曹操对因此输掉战争很不甘心。
但是,古代军事史料中对疫病的记载很少,研究者容易将其忽视。历史学者李硕在《南北战争三百年:中国4~6世纪的军事与政权》中,虽然关注了很多“从司马迁到司马光等史学家都比较忽略”的问题,但他对当时战争的研究,也主要集中在技术与变革、作战模式、地理因素影响等方面。
“古代,尤其是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,人们对传染病的了解不多,自然不重视疾病对战争的影响。”袁灿兴说,很多时候对统治者来说,人就是工具,只是战争中的数字,哪怕军队出现大量伤亡,也将其看作战争中惯常有的“损耗”。“真正开始重视战争中的防疫,是近代西医进入中国,尤其到了抗战时期,军队才有防疫政策,比如士兵要剃掉头发,以防长跳蚤传播疾病;战事结束后军装要脱下来统一清洗、消毒,驻地附近也要用石灰消毒,等等。”
饥荒多是人祸造成
1979年出生的袁灿兴在长江边的农村长大,被跳蚤叮咬过,也被农田里的血吸虫吸附过。有时回农村老家,和村里老人闲聊,还有老人记得以前医学不发达时,有村民被感染上疟疾、伤寒等传染病后的痛苦,有人因此去世。
也是这些生活经历,让袁灿兴在满是“帝王将相”的史料中,对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零星记载尤为敏感。“汉代农民的物质生活相当艰苦。”《疫病年代》中写到,哪怕是太平岁月,农民辛苦劳动一年,也只够满足基本的生存。他们衣着简单,冬天还穿着麻布类衣服。北方地区还有寒食的习惯,冬季更容易让人免疫力下降。一旦遇到饥荒,就只能人吃人。这样的记录,在史书上不少。
因此在东汉至魏晋,“孝”才被提到空前的高度,官方挖掘了一大批孝子典型出来,要求民众学习。袁灿兴说,当时农民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怎样才能养活一家人,食物极端匮乏下,先放弃老人也是无奈之举。“中国古代重视孝,提倡孝,恰恰是因为大多数时候不能尽到孝。”
袁灿兴感叹:“人在世界上生存是最基本的,发展是更重要的。但在中国古代社会,没有人的发展,只有人的生存。但是底层民众哪有尊严可言?对他们来说,能获得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资源,就已经是感谢皇恩了。”
到了东汉末年,冬季气候更加寒冷,老百姓生存状况更加恶劣。这时皇帝又总是很年幼,或者早死,留下权力真空,随之出现宦官弄权、外戚干政,各种政治势力斗争激烈,社会也开始走向分裂。
袁灿兴分析,东汉的皇帝,除了光武帝、明帝、献帝,其余大多数都没有活过34岁。皇帝早夭,一个被忽略的因素就是大疫肆虐的时代,他们即便躲到深宫之中几个月不和大臣见面,也没法躲过死神的袭击。
汉灵帝是史书中与纣王一样的昏君形象。他在位期间,是中国历史上瘟疫最高发的时期,16年里光是《后汉书》中记载的大疫就有6次。但年轻的汉灵帝丝毫不体恤民间疾苦,“不受约束的皇权持续无度地汲取社会资源,益发加深民众的苦难”。这时,张角的太平道开始兴起,十多年间,信徒就增加到数十万,最后发展成黄巾军大起义。
关于这段历史,袁灿兴印象很深的是上世纪70年代,曹操宗族墓地出土的一块墓砖上,有位作壁匠人刻的几个字,“仓天乃死,当搏”。“‘仓天’指的是曹家这种统治阶层,‘仓天乃死’就是说,统治阶层对整个社会没有尽到责任,没有给民众最基本的生活需要,给民众希望,最后民众只能跟统治阶层拼了。”
在总结历史教训时,袁灿兴说:“瘟疫很大程度上与饥荒、营养不良联系在一起,而饥荒、营养不良又与各种横征暴敛联系在一起。在人类历史上,绝大多数的饥荒不是自然因素导致的结果,而是人祸。它们源自一种‘文明’的特征,即这种‘文明’是为了极少数人的利益而发展起来的,付出代价的却是绝大多数人。”
《疫病年代:东汉至魏晋时期的瘟疫、战争与社会》
袁灿兴 著
岳麓书社2023年8月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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