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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侵华五十年的前因后果18:南京保卫战,又一次重大战役失策
作者:桅杆
战役得失:淞沪会战,南京方面诱日军主力于淞沪地区的计划得以实现。应当说,此举成功扭转了日军全面侵华的主攻方向,在战略上掌握了主动权,同时为南京方面和江浙地区的工厂与物资向内地迁移争取了时间,这是其战略上的成功之处。
但事后有评价认为,此战在指导思想和战役指挥上存在巨大问题:一是把大量精锐兵力集中于淞沪战场,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展开决战,似乎是要放手一搏,实质是与日军无谓地拼消耗;二是战场布置存在巨大漏洞,日军轻而易举地在金山卫成功登陆,导致后路被抄;三是二、三道防线形同虚设,在撤退中无法节节抗击,全线撤退最终变成全线溃逃。
南京方面在上海开战的本意,是要把日军引向淞沪战场,是要扭转日军进攻方向,为持久作战创造条件。但淞沪会战所体现的指导思想却是孤注一掷,过早地消耗了宝贵的国防力量。中国军队在战场和撤退途中伤亡达29万人(是日军近6倍),大量国军精锐被消耗,致使后续对日作战十分被动。造成这种惨重后果的根本原因,是南京方面在抗战的战略层面与战役层面脱节,甚至背道而驰。正如陈诚在回忆录中所说:“我们抗战的决策是持久战,胜败的关键原不在一时一地之得失。此种道理,早经宣告中外,人所共知。然淞沪一战,寸地必争,牺牲惨重,适与我们所标榜的抗战决策背道而驰,这现象显示我们似有决策,似无决策,足以引起人心的猜疑”。淞沪会战失利后,1937年11月20日,南京方面宣布将首都由南京迁往重庆,军事作战中心则先迁往武汉。
进攻南京:日本占领上海后,立即尾随撤退的国军西进,企图一举攻占南京,迫使中方屈服。到此时,中日双方的“不宣而战”已经进行了4个月。也就是说,虽然战争已经打了4个月,但双方基于各种原因,都没有正式宣战。
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并有长期化趋势,1937年11月16日,日本内阁会议做出决定:修改《战时大本营条例》,废除大本营只能在战时设置的规定,规定大本营在发生事变时也可以设置。这里所谓的“战时”,是指在对外宣战的情况下。11月20日,日本大本营正式设置,并于11月24日召开第一次大本营御前会议,通过了对中国的作战计划预案。12月1日,大本营正式下达“大陆第8号”命令:“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与海军协同,攻占敌国首都南京”。淞沪会战期间,随着日军大批增援并由守势转为攻势作战,中国开始考虑南京防御问题。9月2日,南京方面下达指令:修整和加强1932年淞沪抗战后修筑的吴福线(吴县-常熟福山)、锡澄线(无锡-江阴)2道国防工事和南京地区防御工事,并制订了南京防御计划。以备淞沪会战部队“万不得已时,则退守后方既设阵地,作韧强之抵抗,以巩固首都”。这都什么时候了,还“万不得已时”?也就是说,在淞沪会战开打半个月之后,南京方面才想到淞沪会战部队的撤退问题和南京防御问题,在战前根本没有考虑,更谈不上预做准备了。实际上,由于质量低劣和缺少维护,这些国防工事此时大多已经无法使用,2个月后,日军兵锋直指这2道国防线和南京城下。
南京保卫战:11月中旬,也就是上海已经沦陷之后,蒋氏在南京连续召开3次高级幕僚会议,研究南京防御问题。会上,李宗仁等人从军事角度,不主张固守南京;但唐生智却慷慨激昂,主张死守南京,“和敌人拼到底”。会议最终决定持“短期固守”原则,计划坚守1-2个月。由于防守南京的部队系统复杂,蒋氏最初任命顾祝同为南京卫戍司令。但当时明白人都清楚南京是个死地,谁也不愿意接这个“烫山芋”。顾祝同也是极度不愿意,可能被唐生智的“大话”所感动吧,蒋氏改由唐生智担任南京卫戍司令。
11月20日,南京卫戍司令部发布戒严令,南京地区进入战时状态。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共13个师,其中11个师是从淞沪战场撤出的部队,元气大伤,士气低落,且不满编,总兵力约15万人。日本参加进攻南京的共有5个师团(第6、9、16、18、114师团)又2个旅团等,总兵力与中国军队基本相当。从上述准备情况和敌、我兵力构成、数量及士气对比,南京保卫战根本没有任何胜算。
正因为如此,日军一出手就是狠招,兵分三路:主力从南边的溧阳、溧水方向挺进南京;一路从东面的常州、镇江方向进攻南京;一路经长兴、广德向芜湖方向包围南京,并分出一部经当涂渡江迂回至浦口,准备切断南京守军向西、向北的退路。12月7日,日军向南京外围阵地发起全面进攻,南京保卫战正式打响。仅2天时间,南京外围阵地即被日军突破。9日,日军突至麒麟门、光华门一带,逼近南京城墙。10日,日军向雨花台、通济门、光华门、紫金山等阵地发起全面进攻。由于日军攻势猛烈,守军坚守2天后即开始动摇。11日夜,蒋氏致电唐生智:“如情势不能久持时,可相机撤退”。12日17时,唐生智召集师以上将领开会,下达撤退命令及突围计划。由于计划匆忙,安排不周,撤退行动一片混乱,部队失去掌握。
南京大屠杀:此时,南京的东、南、西三面均被日军占领,所有部队均向下关方向涌去,准备渡江北撤。可这么多部队挤到下关,船少人多,各部队争先抢渡,有的船因超载而沉没。很多无船可乘的士兵不得已以木板、桌子、板凳等能够找到的漂浮物泅渡长江。当时正值隆冬,长江水面宽阔,风高浪急,很多士兵落水,江面上到处漂浮着士兵尸体,而滞留在江南的官兵大多遭日军杀害,惨绝人寰。城防部队最终仅少数渡江北撤或从陆路突围而出。13日拂晓开始,日军各师团分从中山门、光华门、中华门、水西门等进入南京城内。12月14日,日军进占下关和浦口,彻底封闭了南京守军的一切退路,聚集在燕子矶至下关沿江以及八卦洲、江心洲的大量中国官兵全部成为俘虏。
此后,日军开始实施有组织的大屠杀。据参战的日本士兵战后透露: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曾签署了一道“阅后销毁”的密电,命令所属部队“杀掉全部俘虏”。但日本也有人否认这个命令的存在。无论这些命令是否存在,也不论日本人如何抵赖,长达6个星期的南京大屠杀及奸淫、纵火、抢劫等血腥暴行,肯定不是士兵自发的行动,而是有组织、有目的的行动或纵容。
人一旦得到恶的许可或纵容,其恶的一面就会急剧放大,更何况战场上的士兵?如果日军高层如果愿意加以约束,就不会发生那样大规模的屠杀事件。笔者认为:之所以发生这样毫无人性的大屠杀事件,是因为南京当时是中国的首都,日军企图通过制造这种极端残暴的恐怖手段,摧垮中国人的抵抗意志。从日本近代的发展历程看,虽然从工业技术等领域已经进入近代化国家行列,但国民意识并没有跟上时代,仍然迷信于暴力征服和血腥镇压。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,极端的暴力不仅没有吓倒中国人,反而全世界看清了日军的野蛮,也激起了中国人更加强烈的反抗精神。从另一个角度看,造成这样大的惨案,南京保卫战的战役组织也值得深思和检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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